母亲以为儿子已牺牲,17年后警卫员上门奉命接母亲入京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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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以为儿子已牺牲,17年后警卫员上门奉命接母亲入京!
太阳城整理如下:
1951年11月,湖北大别山深处,石顺香正在灶台前添柴,一名身穿军装的警卫员走进院门,向她敬了个礼。
老人没有立刻认出对方,只听见一句话:“奉徐司令之命,接您入京。
” 这句话,她等了整整17年。
石顺香的儿子叫徐深吉,早年参加革命,长期在部队中担任指挥员。
1934年,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地区,战事十分激烈。
一次突围中,徐深吉带队冲击山口,部队连续受阻,他本人也被弹片击中,倒在了阵地附近。
前线情况瞬息万变,伤员转移、部队调动、通信中断,许多消息无法及时核实。
后方收到的电报中,徐深吉被列入了“牺牲”人员。
对于远在家乡的母亲来说,一张薄薄的电文,便成了儿子已经不在人世的凭据。
石顺香悲痛欲绝。
她在屋后土坡上垒起一座坟,找来木板,写下儿子的名字。
没有遗物,没有遗体,甚至没有一件能够反复确认的旧衣服。
可在那个年代,前线送回的消息,往往就是一个家庭能够抓住的全部。
她没有把这座坟当作普通坟墓。
十七年里,石顺香常常到坟前坐一会儿,带去几口热饭,嘴里念叨着:“山里冷,别冻着。
”邻里劝她想开些,她只说:“这是我儿子,总得有人守着。
” 与此同时,徐深吉并没有死在那场突围中。
经过抢救,他被送往后方治疗。
伤势尚未完全恢复,便又投入到部队工作。
徐向前曾让他绘制川北地区的地形图,要求把道路、山口、村落和行军里程尽量标清。
徐深吉右臂活动不便,仍带着罗盘和步尺走进山村。
那份地图完成后,成为部队研究地形、部署行动的重要参考。
对一名基层指挥员而言,这件事看似琐碎,却体现出他做事的特点:宁可多走几里路,也不肯凭印象下判断。
抗日战争期间,他随部队转战华北,参加过对日军运输线的袭击。
1940年响堂铺战斗中,八路军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日军辎重车队,缴获了一批武器、弹药和物资。
徐深吉在战斗中承担指挥任务,名字也逐渐出现在军队战斗记录之中。
只是,这些战功没有传到母亲耳中。
部队不断转移,战场通信受到限制,徐深吉又多次负伤。
1944年,他在执行任务时身负重伤,身体里留下的弹片,许多年后仍未取出。
每当想起母亲,他只能把牵挂压在心里,继续处理地图、命令和部队调动。
战争年代,很多人不是不想写信,而是没有机会写,也不知道信该寄到哪里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徐深吉终于设法给家乡写信,告诉母亲自己还活着。
信件辗转送到石顺香手中时,老人已经认不清许多字,却一眼认出了儿子的笔迹。
她反复抚摸信纸,嘴里只说了一句:“我就知道,他不会丢下我。
” 1951年,徐深吉派警卫员回乡接母亲。
介绍信上盖着军区印章,信中称呼也让石顺香确认,这不是别人开的玩笑。
她看了很久,才转身收拾行李。
家里没有多少东西。
几件换洗衣物,一只旧包,就是老人全部的行装。
临出门时,她回头望了一眼住了大半辈子的院子,对邻人说:“儿子回来了,我去看看他。
” 山路难走,警卫员替她挑包,遇到陡坡便伸手搀扶。
老人走得慢,却一直没有停下。
出了山区,他们换乘火车北上,车轮在铁轨上反复敲击,十七年的误会也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火车抵达北京时,徐深吉早早等在站台。
列车还未完全停稳,他便向车门方向快步走去。
母子相见,他喊了一声:“娘,我回来了。
” 石顺香没有马上哭,只伸手摸了摸他的额角。
那道旧伤疤已经留下多年,她看了半天,埋怨道:“伤成这样,也不知道来个信。
” 一句责备,压着十七年的担心。
团聚之后,石顺香住进了军区大院。
徐深吉仍要处理部队工作,还承担军事教育和训练任务。
白天,他在办公室研究战例,晚上则尽量回家陪母亲吃饭。
老人习惯喝热茶,饭菜凉了便难以下咽,他便把回家的时间安排得更紧一些。
1955年授衔时,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礼服、勋章和军帽,见证了他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经历。
仪式过后,他陪母亲合影。
石顺香看着胸前的军衔,笑着说:“阎王爷把我家娃子退回来了。
” 这次,没人再把她的儿子弄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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